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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章岁月如刀 初心未改（第1页）

一九九九年夏天，良平从北京大学毕业。

他站在未名湖边，穿着学士服，手里拿着毕业证书，和同学们拍了一张又一张合影。博雅塔的倒影在湖水里轻轻晃动，蝉声从梧桐树间传来，和四年前他刚进校时一模一样。只是四年过去，他从一个瘦削的赣南少年，长成了一个肩背挺直、眼神沉静的青年。

他学的是数学，毕业时拿到了三家单位的录用通知。一家是北京某部委的信息中心，解决北京户口，工资不高但稳定体面；一家是外企，起薪一个月一万多，在当时算很不错；还有一家是深圳的一家科技公司，做数据分析，工资也是一万五千出头，但深圳离家近一些。

良平几乎没有犹豫，选了深圳。

不是因为工资，不是因为发展前景，而是因为——秀兰在广东。

四年了。从大一开始，他每年都给秀兰写信，每年都寄到那个宝安区西乡镇的旧地址。信从没有退回来过，但也从没有收到过回音。他不知道她是收到了没回，还是根本没有收到。大二那年他暑假回李家洼，王秀英告诉他秀兰换了好几个厂，地址一直在变。大三寒假他去深圳找过，一无所获。大四那年他忙着毕业论文和找工作，暂时放下了寻找，但秀兰的影子从来没有从他心里消失过。

毕业离校那天，良平把宿舍里的东西收拾好。书本、被褥、几件换洗衣服，还有那尊杨木小人和秀兰给他做的两件衬衫。衬衫已经洗得发白了，领口绣的那个“平”字也有些模糊，但他一直舍不得丢。他把小人放在贴身的口袋里，把衬衫叠好装进箱子，背着包走出了北大南门。

他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回头看了一眼那块写着“北京大学”的牌匾，然后转身走向公交站。

“杨梅树作证，”他在心里说，“我一定会找到她。”

深圳，这座年轻的城市，在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正处在急速扩张的热潮中。到处是工地，到处是吊塔，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的标语还立在蛇口工业区的路口。良平租住在南山区的一个城中村里，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单间，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个铁皮柜，每个月房租一千六百块。窗外是一条窄巷子，对面楼的窗户伸手几乎够得着，晾晒的衣服像万国旗一样密密麻麻。

他的公司在福田区，做金融数据分析。同事大多是年轻人，从全国各地涌来，怀揣着各种各样的梦想和野心。良平干活拼命，技术扎实，很快就在部门里站稳了脚跟。上班第一个月，他拿到工资条，税后一万四千八。他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一会儿，想起高中时秀兰在裁缝铺一个月挣不到两百块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拧了一下。

他给家里寄了两千，自己留两千八。剩下的钱，他去了趟华强北，买了一部摩托罗拉手机，又买了一张深圳地图。

从那天起，每个周末，他都拿着地图去找秀兰。

他先去了宝安区西乡镇。当年的那家服装厂已经改名叫××制衣有限公司，规模比以前大了不少，厂房也翻新了。良平找到人事部，打听一个叫李秀兰的人。人事部的姑娘翻了好一会儿档案，说：“李秀兰？九七年就离职了。没有留新的联系方式。”

“她去了哪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这种流水线上的工人，走的时候不会说去哪儿的。”！

良平没有灰心。他跑遍了宝安、龙岗、福田的服装厂、电子厂、鞋厂，拿着秀兰的名字一个厂一个厂地问。有些厂的人事说没有这个人，有些说好像有过但记不清了，有些直接把他当骗子赶出去。

深圳太大了。几万家工厂，几百万打工者，要找一个人，和大海捞针没有区别。

良平试过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，费用太高，放弃了。他试过联系秀兰老家的人，王秀英说她也很久没接到秀兰的电话了，只有每个月准时寄回来的钱证明她还在。他甚至在几个打工者聚集的论坛上发了帖子，标题是“寻找江西赣南李秀兰，曾在宝安西乡服装厂工作”，留了自己的手机号。

帖子发出去几个月，没有收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倒是有人打过电话来，说自己是李秀兰的工友，但提供的照片和描述都对不上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良平的寻人热情却没有消退。他开始扩大搜索范围——东莞、惠州、广州，每个周末坐长途大巴去不同的城市，拿着秀兰的名字和照片（只有那张小学毕业合影），一个工业区一个工业区地问。

有一次在东莞厚街，他走进一家鞋厂的大门，被保安拦住了。良平说来找人，保安问他找谁、哪个车间、工号多少，他一个都答不上来。保安摆摆手让他走。良平站在厂门口，把杨木小人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一眼，又收回去，转身继续走向下一家工厂。

那些年，他走过珠三角无数条尘土飞扬的工业区道路，看过无数张工厂招工启事，问过无数个厂门口的保安和路边的小贩。有些地方他去了不止一次，每次去都觉得秀兰可能就在附近，就在某扇铁门后面，就在某排宿舍楼里，和他只隔着一堵墙。

可是墙就是墙，他翻不过去。

二〇〇〇年，秀兰在东莞长安镇的一家服装厂里升了组长。

她在这家厂干了将近两年，从车位工做起，因为技术好、做事仔细，被车间主任提成了质检组长。手下管着二十多个人，一个月工资涨到了六千多。她不再需要加班到深夜了，偶尔还能在周末休息一天。

秀兰把这笔钱攒下来，除了给家里寄的，她给自己报了夜校。每周三个晚上，她去镇上的职业培训中心学电脑——打字、制表、文档处理。教室里摆着十几台老旧的台式机，显示器又大又笨，开机要等好几分钟。秀兰是班上最认真的学生，每次上课都坐在第一排，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。

她不知道自己学这些有什么用，但她隐约觉得，只会踩缝纫机是不够的。她看过良平寄来的那些信——虽然她一封都没回过，但每一封她都看了很多遍。信上说他在北大读书，说未名湖和博雅塔，说他选了数学专业，说他以后想去南方工作。秀兰从那些信里看到了一个越来越远的良平，远得像天上的星星。她拼命地学东西、提升自己，不是为了能追上他，而是为了让自己不那么难堪。

要是有一天真的再见面了，她不想让他看到一个除了踩缝纫机什么都不会的李秀兰。

二〇〇一年春天，秀兰的弟弟李建军来了东莞。

他十八岁了，身体已经完全好了，在家跟人学了两年泥瓦匠，觉得没前途，非要出来打工。李万山拗不过他，只好让他来找秀兰。秀兰在车站接到弟弟的时候，差点没认出来——当年的病秧子长成了一个一米七几的大小伙子，黑黑壮壮的，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。

“姐！”建军远远地喊了一声，跑过来，把秀兰抱起来转了一圈，“姐，你怎么越来越瘦了？是不是没好好吃饭？”

秀兰被他转得头晕，拍了他一巴掌：“放我下来！多大的人了还疯！”

建军把她放下来，嘿嘿笑着，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：“娘让我带给你的。辣椒酱、腊肉、豆角干，还有一包杨梅干。娘说了，杨梅干是咱家那两棵树上结的，今年结得不多，她挑最红的晒的。”

秀兰接过塑料袋，打开一看，杨梅干红得发紫，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，酸甜的气味扑面而来。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她想起杨梅树，想起树下刻的字，想起那个说“不管多少年，我一定回去”的人。

“姐，良平哥是不是在北京上大学？”建军忽然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