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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（第1页）

后记

从2012年12月12日开始写这本书到现在，已经过去满满十个月了，可以说是十月怀胎。

这十个月的生活因为这本小说的存在，像一场大梦一般，此刻终于到了梦醒时分。

虽然距离上本书《听说海角天涯只有风能到达》出版没过多久，但其实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，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写小说了，因为感觉世界末日临近，做什么都没意义。

结果末日过去了，我还活着，周围的人也都还活着，于是该做的事还是得做，未完成的心愿还是要完成。

这本书比我以往写的任何一本书都要艰难，我不知道读者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，我自己写的时候，一直处在才华耗尽的状态。快写完的时候，我真担心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就再也写不出小说了。

在写这本书的中途，有几个很久没见面的朋友来长沙办事，叫我一块出去吃饭。我是个闲人，没有理由不答应，席间他们谈他们的项目，我只顾埋头吃东西。

嘴巴很忙，耳朵却闲着。虽然来湖南已经快两年了，但还是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话。只听到他们在那里一会儿八十万，一会儿八个亿地谈着。具体谈的什么项目我不懂，但也可以明白是个大项目。

如果单用金钱来算的话，他们搞这一个项目，大概够我写一辈子小说所赚的钱了。

他们一个是主任，一个是主编，一个是公司副总，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，但混得都要比我好Ｎ倍。当然，我是以金钱的角度去衡量，是以世俗的角度去衡量。

如果是以粉丝的角度去衡量，那我肯定是最伟大的，即使再穷一点，即使落魄到流落街头，也是最伟大的。但这没有用，除了满足一下虚荣心一点用都没有。

上面提到的朋友都是最近两年认识的，无论是杂志主编，还是报社主任，再或者是文化公司的副总，多少还是跟文化沾边的。

如果再往过去看，就会看到我的那些非文艺圈的朋友，他们现在大都已经结婚生子，基本上很少出来鬼混，很少跟我联系了。但凭着以前的交情，我多少可以猜出他们现在的生活，他们一定在经商，无论是贩卖煤炭，还是贩卖服装，再或者贩卖酒菜，肯定都是在卖着一种东西，卖着一种生活必需品。

这就是他们和我的区别，他们卖的是必需品，而文学，在当前社会，还只是个装饰品。

大多数人还不需要这种装饰，而这种装饰品的创作者，作家，也就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，一种现实生活以外的人。

在某家报纸上，石康说：“在中国，有人认为成功的作家应走这样一条路：首先，他应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榜样；接着，他还要写出一些受欢迎的作品；再接着，当社会用一些名声与利益来奖励他的工作时，他应当对于那些奖励报之以淡泊的态度。这个态度的具体表现即是，要么，他视名利如粪土，拒不接受；要么，他悄悄接受，然后避而不谈。前者令常人无法理解，后者虚伪。社会之所以对作家有这种态度，只是因为缺乏有关作家的信息，他们不了解作家的工作，也不了解作家作为社会个体的实际情况。毛姆曾说：‘作家写出作品，犹如刚生下宝宝的产妇，你可以抱一抱她刚生下的小宝宝，亲一亲，却不能掀开产妇的被子，查看里面的血污。’”

我很赞同石康的这一观点，于是每写一本书，我都会在后记里滔滔不绝地讲我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实际情况。这实际情况可以用一个词儿概括，那就是——杯具。

晚上那些朋友要去酒吧喝酒，我没有去，虽然论酒量的话我是他们几个的总和，但现在的我不需要酒，我需要奋斗。

不求奋斗到数钱数到手抽筋，但求能睡觉睡到自然醒，但求醒来能有书看，没书看的时候能推着购物车逛书店，一次买上几十本。

世界末日那天和朋友聚餐到深夜，聚餐结束后，在回住所的公交车上，我开始构思这个小说。

为了写好这本有点悲伤的关于青春爱情的小说，我又重新温习了一遍我的少年时光，我的十四岁到十八岁，我的那些早已断了联系的朋友以及我们干下的那些荒唐的事。

那时候在苏州，我们六个人，有男有女，分别来自上海、南京、郑州、盱眙等地，我们没有工作，也不打算去找工作。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离家出走。

小Ａ是因为弄丢了一件贵重的东西，小Ｂ是陪小Ａ出来的。小Ｃ是因为失恋，小Ｄ是因为没考上好大学。小Ｅ和我是感觉在家里太受束缚了。那时候，我们都未满十八岁。那时候，我们什么也不怕。

有钱的时候，我们去Ｋ歌，去泡酒吧，去大鱼大肉地猛吃。没钱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街头闲坐着，几个人抽一支烟，几个人吃一块烧饼。路过快餐店，看到门口有丢下的完整的水果，我们都会捡起来分着吃了。

身处其中的时候，我偶尔也后悔，后悔自己不该出来受这份罪。可是想想家中枯燥的生活，还是觉得跟哥们儿在一块是快乐的。

一晃多年过去，那帮哥们儿不知道现在在干吗了，也许已经结婚生子，也许还在闲混着。这本小说的诞生要感谢他们，我的生命中将再难有那样的生活。